近些年,与整个社会的改革相比,大学及其内部的改革似乎一直是滞后和缓慢的。有教育学者甚至认为,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基本中止了。
与不乐观的外部评价相对照,局内之人往往不以为意,照旧以巨大的自信,我行我素。因为工作总在做,人员总在变,论文的数量和课题经费都在不断增长,各种名目和头衔也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,并会以文字的方式累积到校史中。现实的成绩,也助长了这种现实主义态度。实际上,大学从来都不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温床,但现实主义在如今的大学里最为流行、最受青睐,也最容易获得眼前的利益,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这里,笔者无意去讲“理想”或“理想中的改革”,既然大学改革已然成为一个“现实”,首先就应该从实际出发。而当下最大的实际,大概就是如何让大学的两个主体——教师和学生——产生一种切实的获得感。
对于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,所谓获得感从来都不单纯是物质形式的。当然,物质基础也不可或缺,改革的结果总不能让教师的待遇一路地走低,但获得感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获得尊重之上。
现在大学的问题是,改革的呼声和愿望来自师生,而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却是行政管理人员。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,看问题的方式各异,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又往往由后者来主导,其结果便是一般师生要么不知情,因而不可能产生多大兴趣;要么就被排除在政策、措施制定的流程之外,因而完全失去了以前哪怕是名义上的“主人翁”责任心。
以“大学章程”的制定为例。这个被媒体称为“依法治校的基石”,被大学管理者当成落实《教育法》和《高等教育法》的重要举措,以及建设“现代大学制度”必不可少的章程,从一开始制定,便显示出了明显的冷热不均。
热衷于此的大学管理者似乎终于找到了“制度建设”的突破口,于是大张旗鼓,搭班子、定调子,各校更是争先恐后,竞相出台。但一般师生对此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漠。笔者最近正好接触了几位来自不同层次的高校教师,听到我就“大学章程”发问时,他们无一例外地投来异样的眼光,而且无一例外地转换了话题。
其实,漠然并非意味着缺乏责任心,主要是因为类似的改革举措与他们的诉求、期望,以及大学实际存在的问题相去甚远。这是一方面。
从另一方面看,除了个别学校以外,“大学章程”的制定过程似乎与章程所应体现的“大学精神”也并不协调。拿大学精神的核心之一“公开协商”来说,一些学校在制定“大学章程”的过程中,确实召开过若干次的座谈会,有的学校甚至在网站上征询师生的意见,但现如今的座谈会,大多属于内部协商。因为座谈的对象或是有行政职务的现任领导,或者是前任,连群众代表也差不多都是未来的行政接班人。这些学:诵娜耸刻致鄢隼吹摹按笱д鲁獭焙苣讶靡话闶ι巳。
笔者注意看了一下几所著名高校的“章程”,其中似乎都有遇到重大问题,要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内容。但如果制定“章程”时就落实这一条,体现出对一般师生的尊重,那么“章程”的亲切感、权威性,以及师生们因此而产生的获得感,就会比现在强得多。
由此看来,影响一般师生获得感实现的最大因素是,长期行政化以后形成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。
现在,大学校长到学生宿舍竟然成了“做客”,而且还要学生主动出面“邀请”。最有趣的是,这个行为还成为媒体关注的“正能量”式的“新闻”,真让人大跌眼镜。校长到学生宿舍本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工作职责之一。如果仅仅是到学生宿舍“做客”,还不如不来,省得学生事先还要收拾床铺、打扫卫生。
大学的“制度建设”绝不限于反映在文字上的那些规范和规定,没有对问题的把握,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,甚至一点做事业的牺牲精神,所有的规范、规定都只能在新鲜感过后变成陈腐的教条。
看来,大学“制度建设”的首要目标仍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,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崇拜和犬儒姿态。唯有以行政权力为改革对象,才能为进一步让广大师生产生本应具有的获得感提供基本的条件。
(来源:中国科学报 尤小立)